再比如，司法判决中的某个论证方式是无效的，但这种论证方式是可以补救的，只要选择另外一个有效论证方式，就可以得出相同的判决结论。

违反禁规，会得到相应的处罚。而在阿比西尼亚的巴里人中，现在也还是如此。

在有的原始文化形态里，还有祭司之类的人，作为超现实力量的解释者和执掌者，大行神托立法和神托裁判。个体人的意识是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统一。周长龄著：《法律的起源》第三章《原始社会的禁忌与习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一）权利的道德基础权利的道德基础，这是一个古老的说法。）因此，谈论权利的道德性、正当性，必须要对道德作具体的分析。

）从权利的实现来看，也必须要以权力作为坚强的后盾，当权利人依据法律规定要求他人作出一定行为或抑制一定行为，而相对义务人故意规避或疏于履行时，则权利人有权要求国家运用强制手段进行干预、保护或者帮助实现其权利。马克思曾经这么指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第六，气象、海洋状况、洪水及其他类似现象的观测设施或用于通报的设施。

这就意味着，至少在这些州，在铁路建设问题上，有关公共利益的论证是不必要的。取消征地的公益目的，只会使征地行为更加随意，侵害被征地者合法权益的事件更容易发生。防止滑坡、矸石、山崩设施。此种叛逆，正是个体自我觉醒、个体意识自觉的第一次流露。

另一方面，国家对个人的潜在及现实威胁仍然存在。毋庸讳言，我国立法机关成员的整体法律素质并不是很高，所以，法律修订方面的优势就不能不予以考虑。

有纯粹的程序正义，即只存在程序自身的正义问题，无所谓结果的公平与否问题，此时，我们不能因为一种特殊结果是在遵循一种公平的程序中达到的就说它是正义的[14]。个人的学术研究或许可以依凭个人的兴趣舍弃价值判断，但立法者的行为却不能仅仅依靠立法者的兴趣决定，立法者的权力更多地受到其职责的限制。个人权利与个人意识高扬的一个副作用是，个人日益原子化。轻率地剥夺私有财产权，本身就是对公共利益的极大危害。

因此，的确存在不同于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利益。对于涵义相对确定的概念，可以以下定义的方式作初步界定，或者同时附之以类型化的方法，或者以具体列举与抽象概括相结合的方法，减轻其指称上的不确定性。抽象的市场机制是公共利益，具体的商业经营活动却不是公共利益，商业经营活动的结果更不是公共利益。因此，立足于共同体主义的立场，更有助于我们清晰地辨识公共利益。

此外，即使社会变迁没有发生，由于不确定法律概念往往不断用于解决疑难棘手的案件，同时其不确定性也易于引起学者的学术兴趣，通过应用的累积和研究的深入，其确定性也会增加。立法机关要平衡当前的政治生态，应从界定公共利益做起。

土地的开发价值往往高于土地本身的价值，政府要满足公用所需，完全可以优先考虑未开发地。完美的中间立场或许是不存在的，即便存在也很难找得到。

经过在两种立场之间的转换思考，可以初步得出如下结论：第一，从本体论上看，存在着不同于个人利益的公共利益。有一种观点认为，公共利益是一个包含价值选择的概念，具有主观色彩。一般而言，单纯的效率不能作为限制乃至剥夺私有财产权的理由，特别是在自由竞争的市场机制之下，市场本身即是资源有效配置的最佳手段。（一）界定公共利益是消弭土地征收纠纷的第一道关口第一，土地纠纷特别是土地征收纠纷已成为重大社会隐患。第一，法律概念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相对而言的。例如亚里士多德就把城邦看作是最高的共同体，其目的就是实现至善[26]，这种最高的善在现实社会中的物化形式就是公共利益。

认识论告诉我们，人类的认识能力十分有限。换言之，韦伯的观点作为一种研究结论本身是存在价值判断的，他试图以自己的价值判断代替或消除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价值判断。

废弃物处理设施、公用厕所。国家也同样可以将私益当作公益来处理，例如将保障个人的基本人权作为一种公共利益，将私人之间的相互侵害看作是对国家权威的挑战。

虽然个人利益更具主观性，公共利益更具客观性，但个人利益更为具体，公共利益更为抽象。（四）公益外征收的立法例及其评析香港在传统的公益征收之外，还存在所谓的强制售卖制度。

另外，有一些经济学上称之为正外部性的行为，它对行为人自己有好处，对社会上其他人也有好处。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是率先垂范，但至少堪称表率。大致说来，法律概念不确定性之产生，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过程：一是具体概念抽象化。但这样的形式逻辑与人类思维和研究的规律不尽一致。

这一做法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检验，反而不断遭到人们的质疑和反对。因此，毫无疑问属于滥用行政权力。

尽管国家目的、公益团体目的为公共利益，但国家利益、公益团体利益并不等于国家目的、公益团体目的，所以国家利益、公益团体利益并不当然就是公共利益。第四，以公益作为征地唯一目的，不能起到防止滥征滥占耕地和保护被征地者利益的作用。

多数情况下，立法者的回避，既有利于立法的严肃性和权威性，又可以为未来的学术研究留下必要的发展空间。在人类语言中，不仅仅是法律概念，任何一种概念，如果没有最基本的确定性（即百分之百不确定），都是不可能存在的。

在各种各样的外部约束中，立法机关的作用尤其重要，因为立法可以通过限定行政职权的范围、确立行政职权的边界，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事先预防的效果。而司法机关则应相关当事人之请求，进行事后的审查，起到纠偏和救济的作用。对此，我称之为唯名论。第五，美国关于土地征收的历史，既有一些成功的经验，也有一些失败的教训。

反之，立法机关决议的内容越详明，行政活动的自由度越小。而典型的私权，其背后的利益，一般都归属于权利人本人。

其三，涵义与指称均不确定，如诚实信用。至于具体公共利益的发展变化，也不是立法认定的障碍，因为几乎所有的立法都只具有阶段的稳定性，只要立法者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附之以适时的修订，就能兼顾法律的安定性和妥当性，并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

其中，主要问题存在于行政机关（以及类似于行政机关的一些机关），因为权力机关员额基本固定，而司法机关还存在人员不足的问题（虽然各地区不太平衡，但总体而言，单个法官的任务十分繁重，法官超负荷工作已是普遍现象）。不当的立法，不仅浪费立法资源、消耗不必要的社会成本，而且可能损害立法本应追求的社会价值。